常德日報記者 丁時慧 見習記者 鄭子欣 文/圖
“一晃已經幾十年了，我也老啦！”近日，在鼎城區石公橋鎮，78歲的熊金枝迎來了日本友人一瀨敬一郎的探望。她摩挲著對方帶來的老照片，緊緊握住對方的手，眼里噙滿了淚水。
這是一張簡單的證件資料照，熊金枝略微過耳的整齊短發又黑又亮，眼神中透著堅定。
這張照片定格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抗爭——1997年，她作為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訴訟案的原告代表，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，要求其承認罪行、道歉賠償。
熊金枝是訴訟案的原告，一瀨敬一郎是訴訟案的辯護律師，這些年多次到常德和原告們會面、訪談。而這場跨國訴訟的緣起，要追溯到1942年那個被死亡籠罩的秋天。
1942年深秋，石公橋鎮暴發駭人聽聞的鼠疫。熊金枝的父親告訴她，鎮上的魚行、肉行、糧行里，老鼠的尸體成堆出現。不久后，她的奶奶陳三元突然高燒不退，脖頸腫得無法吞咽，幾天后痛苦離世。沒多長時間，她的爺爺、叔爺爺也都死了。
那段時間，鎮西的亂葬崗幾乎每天都有新墳出現，曾經熙熙攘攘的重要物資集散地，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“鬼鎮”。“家里窮，連棺材都買不起，父親和幾個親戚只能趁著夜色，偷偷把爺爺埋在熊家橋下。”熊金枝說。
后來證實，這場鼠疫是侵華日軍731部隊空投的鼠疫跳蚤所致，石公橋一帶有千余人喪生。
“從小就聽父親一遍遍地講。”熊金枝出生于1947年，并未親身經歷那場災難，但父輩的講述讓恐懼深深地刻在她的記憶里。她說，石公橋的孩子們從小就被大人告誡，不要隨便撿地上的舊布、紙片，這也成了她一生的習慣。“小時候，我總覺得鎮上的石板路下埋著無數冤魂，路邊的每樣東西都可能藏著致命的細菌。”
“做了這么壞的事，為什么還能當作什么都沒發生？”隨著熊金枝逐漸長大，這種恐懼逐漸化作了憤怒。1997年，常德細菌戰受害者調查委員會派人來石公橋鎮調查受害情況，她流著淚把家里的遭遇說了出來，毫不猶豫地加入了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訴訟，成為61名常德籍原告代表之一。“還有那么多受害者家屬和我一樣痛，我怎么能沉默？”
2007年，跨越十年的維權訴訟之路迎來三審審判，日本最終駁回了原告要求道歉和賠償的訴訟要求，但熊金枝心里并沒有放棄。
“審判結束快20年，目前在世的常德原告只有17人了。還爭嗎？”一瀨敬一郎問熊金枝。
“那些冤魂都還在等待日本政府的說法，我怎么能不爭？”熊金枝說，當年受害的細節已經深深地烙在她的腦海里，只要還有一個人愿意聽，她就要繼續講；只要還有一個人在控訴，她就要繼續參與；只要還活著，就要為細菌戰冤魂討個說法。
